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中国日趋活跃和生气勃勃的市场对于外资的渴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他仍对中国能否在香港回归后执行两套货币体系深为忧虑。
不过这一疑问到他1999年再度访问香港时已经烟消云散。面对媒体采访,他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所在,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后退。
敢于挑战凯恩斯的自由经济斗士
相比所有其他名声在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敢于挑战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绝对权威。作为西方乃至全球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深信政府在指导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学派”。与此相反,弗里德曼提出了更为自由放任的“货币学派”,即主张政府的最重要经济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
弗里德曼还认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控制好货币供应,想要长期同时维持低失业率和低通胀是不可能的。他还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失败多次提出批评,最终在7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弗里德曼所预言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滞胀”局面。(记者 谢晓冬 但有为)
“芝加哥男孩”挑战经济“圣经”
许多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教育的人都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在经济学界,观点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以同时被尊为大师,就像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主张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管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应该放松管制,而仅仅发挥控制货币供应的作用。
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几乎主导了所有经济学教科书,而弗里德曼对于政府管理经济的质疑则被看作是异端邪说。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受困于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胀,凯恩斯理论不攻自破。而突然间,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似乎变得不那么怪异。
慢慢地,许多学者发现,他们尊崇的凯恩斯理论并不完善。由于过于关注经济中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凯恩斯忽略了货币供应的重要性。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政府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管理经济,比通过税收和开支政策要好得多。与此同时,通胀也并非如凯恩斯所想的那样与失业率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
1976年,凭借货币学派理论和自由市场等观点,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里根撒切尔是关门弟子
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通胀加剧的时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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