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
(一)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1997年。那时候参加论坛的中国企业家还不多,当时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现在回头想,当时我去达沃斯的很多感受还是比较表面和肤浅。达沃斯的风景很美,漫天大雪,但并不觉得寒冷;论坛的气氛很热烈,人非常多,大人物也很多,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论坛上基本都能找到,和他们交流也很容易。过去我们参加会议大部分都是单一方式,要么在上头讲,要么在底下听,而在达沃斯,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你能够进行非常好的互动交流。
1997年在达沃斯,有一天晚上有个活动大家要同坐一辆巴士去。我的旁边坐了两个人,右边是知名投资公司Fidelity的老板,左边是墨西哥最大电信公司的老板——据说现在个人财富比比尔·盖茨还多。我那时比较年轻,热情活跃,而中国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刚刚开始发展,我就跟他们讲互联网,这两个人对我都非常感兴趣,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亚信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8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Fidelity的。
(二)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达沃斯,我觉得达沃斯是一个思想的节日,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思想集聚到一起来。你背后的企业未必要大,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跟别人交流;只要你的想法有吸引力,交流起来就能得到认可。
对企业来讲,去达沃斯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达沃斯的很多话题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进程,但1998年我去达沃斯的时候只有个别人在谈数字化,1999年的时候数字化已经变成论坛主题。1998年达沃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题是电信的放松管制与改革,我当时还在亚信,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亚信,只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后来未曾想我加入了网通,成了电信改革的参与者。
从商业的角度看,大部分的会议都跟商业活动有关系,甚至有一些过于商业化,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很商业。大学、政府也是达沃斯很重要的参与者。我参与过一些大学的论坛,很多学术的话题很有意思,经常让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2002年的达沃斯论坛是在纽约举行的。当时“9·11”刚过去没多久,很多人不敢去纽约,达沃斯却偏偏要在纽约办。我在那次年会上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不以赢利为目的,但采取与做企业一样的管理、运营方法。2002年达沃斯就是带着这样的方法和观念到纽约去的,这是一般的会议所没有的东西。
另外,达沃斯确实有比较全球化的观念。很多会议,无论是《财富》全球论坛还是其它的投资论坛,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达沃斯不能说不以美国为主,但也有很多欧洲的东西,而且会特意安排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东西。这是组织者在有意制造全球的平衡,便于在论坛上能听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全球化,都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种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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