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就了企业的快速成长,由此带来的企业业务发展与组织能力跟不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企业组织管理面临着众多挑战。特别是在中国,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但是,在向世界级的大型企业迈进的过程中步履艰难。
《福布斯》全球富豪榜,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有587人,其中华人占39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杂志按全球销售额排出的500强企业中,非国有的华人企业却仅有一家(新近去世的台湾首富蔡万霖的国泰人寿,以营业额138亿美元位列395名)。企业能够长到多大,并不取决于老板个人能力,而取决于组织能力。
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悲剧在于“掏到第一桶金”之后,沉醉于个人的“小聪明”,局限于一已之利从而无心培育企业的组织能力,在没有一个支撑上百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情况下,又想做大做强做首富,怎么做都不会有好结果。周正毅的公司基本上是家族人员在交叉持股,也难免有人说:这种组织结构去支撑几十上百亿迟早会垮掉。
韦尔奇是中国企业家喜欢的榜样,但GE的持续靠的是他吗?在 GE2001年的年报中对此有清楚的回答:因为拥有一个制度化的高效业务管理系统(Operation System),GE可以做到所有的重大战略举措一经提出,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完全进入操作状态,而且总是可以在第一个循环就能在财务上获得很好的效果。
西方的组织化程度高度发达,是有它的文化基础的。几百年的工业化大生产要求每个人必须从整体角度规范个体的行为,相互配合、分工合作,才能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这种长期的工作方式也造就了人们平等、参与的文化意识,养成了遵守法律、团队合作的行为习惯。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以社会利益为中心的制度、法律关系。市场经济就是信誉经济,如果谁失去了信誉,就无法在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中生存。西方社会信誉管理体系高度发达。
在中国,小农经济持续了几千年。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每个人干自己的工作,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内容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工作关系简单、没有也没有必要有什么规则。生产关系就是家庭关系、尊长关系。没有什么其它的社会生产合作关系。社会关系主要是亲属之间的来往,是以个人、家庭、家族利益为中心的道德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任人唯亲、官官相护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存在平等,也就不存在信誉,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经济、法制经济中的应有的文化基础-——职业道德。比如:员工拿多少钱就要干多少事,另一方面,员工干了多少活,老板就要给多少钱。然而,在这个缺乏职业道德意识的社会里,我们经常看到与上面所说的相反的情况。员工拿不到钱就不干活,拿了钱也不一定干活;老板是工作没有完成不给钱,完成了也不一定给钱。这种不信任导致以上情况的恶性循环。整个社会的信誉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中国企业的生存土壤决定了组织管理有更大的难度。
大家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企业要成长,一要靠品牌,二要靠研发,而正是这两个业务团队需要以高度的合作、信任为基础,需要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来驱动。
销售是可以靠提成、直接监督等手段来管理,不是老板的亲信,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真金白银赚回来是硬道理。而负责品牌建设的市场部门,因为是花钱的部门,而且没有很好的考核指标,钱花得好坏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决策者对企业的忠诚,所以安排的往往是老板的小圈子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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