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情感、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些词总是成对地出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彼此既相互冲突，又融合统一。正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断的此消彼长、携手共进的奏鸣曲中，一部关于人类的故事才得以丰富、生动起来。众所周知，在人类的进程中，古希腊文明比其他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对人类的贡献都大，几乎现代流行着的所有价值理念在古希腊文明中都能找到雏形。然而，随着近代大型工业的发展，人们往往只记住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以代议制为手段的民主形态，始自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近代理性主义，又无疑给这种趋势火上浇油，理性精神被过分弘扬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实际上，我们往往忽视古希腊文明中另外一个伟大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人文情怀。古希腊的人文精神除了它的悲剧作品(如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着深刻展示外，当时的哲学思考更能反映出这一点。
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真正化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应该过怎样的一种生活”这个具有终极人文关怀的问题。他不仅智慧超群，而且人品也特别高尚，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当他被雅典判处死刑时，如果遵循理性的原则，苏格拉底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当时他的朋友包括弟子柏拉图都已经帮他安排好了。但是，正是因为基于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热爱，苏格拉底宁可被屈死也不愿意背叛祖国。这也应了司马迁那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正是“苏格拉底之死”这件事情上蕴涵的巨大悲剧意味，它把“情”与“法”之间的冲突以极为震撼人心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所以，后人在对“苏格拉底之死”无不扼腕悲叹的同时，也都承认苏格拉底对整个人类的启迪意义。那就是，非理性的事物并非全然没有作用，它使人生变得有意义了，就像哈姆莱特曾经说过的“人，你这万物的灵长”那种感叹表现出来的巨大震撼，对于人类来说，“怎样活着”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如果说以理性为支点的科学精神创造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人类社会良性运行的硬件系统的话，那么，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则给这个系统提供了配套的软件系统，它是使这个系统灵活起来的润滑剂和实现人们之间有效协调的黏合剂。对于作为一切管理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的“人”来说，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依然不可低估。梅奥对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正确地看到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这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非理性除了正面的人文关怀外，还有本能和精神病态。对于这两个方面，传统的观点一般持否定态度。人们往往把非理性的本能，以及由本能产生的欲望，看作是一种“恶”，是心灵中的魔鬼。要扼制本能，但结果往往是摧残人性。中国古代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复苏，学者们开始承认人类本能的合理性，或者试图把本能和欲望纳入理性轨道进行研究，或者试图建立对非理性本能的合理约束。至于本能和精神病态的相互关系，创立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和对癔病和强迫症有深入研究的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让内，已经有着深入的探究，这两个人都对梅奥有着显著的影响。让内认为，“成见”会使人产生强迫症。比如，洁癖就是“成见”支配人的行为的明显例子。有洁癖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手并不脏，但“成见”会支配着他去不停地洗手。这种行为明明是非理性的，但患有洁癖的人会“不由自主”。情人的热恋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成见”性质。如果撇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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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佚名
- 来源：不详
- 阅读：
- 时间：200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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