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

后，两人除见面外，一直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担心自己健康恶化有可能看不到该书的出版，便指定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但结果却是休谟去世在先。而休谟的遗嘱中，恰恰指定斯密为遗稿管理人。亚当•斯密的著作，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经济学界依然不断有“回到斯密”的呼声。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述中反复阐明斯密的贡献。森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英格兰银行决定，从2007年起，亚当•斯密的头像将出现在英国20镑面值的新版钞票上。

　　经济学界看重斯密无可厚非，问题是，斯密对管理学的贡献是什么？本文认为，正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为管理学的诞生铺垫出了理论前提。《国富论》同管理学紧密相关的，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必要的假设。这种假设，在自然科学中称之为公理。当然，基本假设是非常少的。假设越少，在相关的理论体系中就越重要。其他定理和公式，都是以基本假设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社会科学中，这种得到学界公认的假设寥寥可数，经济人假设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基本假设被否定或被证伪，学科范式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说，基本假设是学科的起始原点。对于管理学来说，经济人假设就具有这种学科原点式的地位。

　　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但学界公认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他。他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王亚南、郭大力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在斯密看来，生产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和恩惠，而是出于生产者“自利的打算”。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性，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己”。斯密在论述市场秩序形成的原理时，特别强调追求私利的意义。这种自利动机和行为，被后人概括为“经济人”。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悖于常理，神经失常或某些疯狂行为，也可能合乎自利动机。经济学毕竟不是精神病理学，所以，还必须同时假定“经济人”的自利是符合理性的。也就说，人们的自利行为，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即比较利害得失的方式进行的。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沿着斯密的思路，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并由此推论出边际效益递减学说。到了1836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给出了经济人假设的标准定义，即“把人看做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至此，经济人假设基本定型。

　　当代管理学家沙因，把“经济人”假设具体归纳为四点。第一，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第二，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下，因此，人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第三，人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第四，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对于管理学来说，必须从人的本性和动机出发来构建相应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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