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管理，尤其是现代西方管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依然存在许多尚待克服的问题和危机。
首当其冲的危机，是管理的极端理性工具化趋向。
这些年来西方管理推出许多有用的管理模式和工具，运用这些工具产生的效益和效率让人称奇，相当数量的管理流程真真切切地做到了环环相扣，丝丝如扣，无缝链接。以著名的最佳管理实践6σ为例，该工具旨在改进质量和降低成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摩托罗拉公司率先提出，95年以来经GE发扬光大。96年1月在伯克莱顿举行的公司经理人会议上，杰克。韦尔奇声称，采纳6σ是GE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业，GE后来的业绩也佐证了他的说法：2000年经营利润率提高到18.9％，而四年前却只有14.8％。由于GE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在美国前200强的公司中，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公司纷纷推行6σ，力度之大几近痴迷，由此带来的绩效也是革命性的，很多企业产品的残次品率严格控制在百万分之三点四内。
然而，6σ的不足和它的神通一样显著，它过分专注于对既有流程的改进，忽视了对截然不同的新方法的尝试。殊不知市场变幻莫测，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一味地致力于既有对象和现有技术的完善，漠视尚处于亚稳态的、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技术范式，极可能出现核心能力的刚性化。一旦新技术成为主流，既有技术将被无情抛弃。
管理极端理性工具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职业经理人过分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盈利标准，对市场份额过分关切，甚至当作唯一诉求。扫描当今西方企业界，表征CEO成绩单的差不多就是股价和市场份额。“能人出数字，数字出能人”并非戏言，为了取悦于华尔街，甚至会计欺诈也应运而生。同样地，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低价收购，恶性竞争已不鲜见，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说上个世纪还是大企业、跨国企业主导这个世界的话，现在已是大企业、跨国企业主宰这个世界，由此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这将对整个产业界的发展生态造成破坏，对全社会的创新推动也极为不利。
危机之二，是“管理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与泛滥。
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达尔文主义，是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基于对竞争乃至斗争哲学的顶礼膜拜，人们把达尔文倡导的“优胜劣汰”自然法则视为当然，径直移植到管理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时下流行的“活力曲线”。
活力曲线奉行“流水不腐”的理念，思想渊源出自“管理达尔文主义”。其美好的预期是，经过360度考评，20％最优秀的A类员工、70％中间的B类员工和10％相对较差的C类员工，无一例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会争先恐后，奋发有为，不用扬鞭自奋蹄。活力曲线是如此盛行，几近成为普遍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常常听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优秀的公司，我们需要优秀的人才，我们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花时间，试图把C类员工变成B类员工，赶快让C类上员工走人。其实，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活力曲线的做法至少有两点值得考量。其一，员工一旦掉入C类，等待他的命运就是走人，他们固然不幸，但对留下的人来讲压力更大。因为今年的C类已淘汰出局，明年必然会出现新的C类。人人生活在惶恐和窘迫之中，还有快乐和幸福可言吗？工作的意义何在？生活的意义何在？
撇开企业的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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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徐飞
- 来源：出处：中国管理传播网
- 阅读：
- 时间：200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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