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下属理解并完全接受组织目标。如果不理解组织目标,授权会产生行为偏移;虽然理解但不接受或抵制组织目标,授权就会助长下属行为中的离心力。
(6)下属具备解决问题的足够经验和技术知识。否则就会“有心无力”。
(7)下属习惯于参与式行为。如果下属在独断专行的领导人手下长期工作,让其参与决策很可能会使其手足无措,举止失当;如果下属过去有长期的自主选择习惯,置于大权独揽的领导人之下很可能会使其郁闷失望,牢骚满腹。
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下属对组织目标的认同程度。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或者程度极低,上司也许就不得不更多地运用职权指挥下属,甚至产生“无奈的独裁”。一般来说,这些条件都具备或都不具备的极端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时候是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在下属独立性由低到高的不同状态下,领导者要充分考虑下属的群体特性,采用与其相适应的领导方式,或报告型(也称指示型),或咨询型(也称支持型),或参与型,或授权型(也称成就导向型)。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互信程度,对领导方式的选择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如果互信程度高,那么,首长集权就不会招致“独裁”的指责,放权也不会被员工看做领导人推卸责任。反之,互信程度低,首长单独决策会招致部下非议,让员工自主决策则会使部下感到领导人无能。
环境因素
在1958年的文章中,坦南鲍姆和施密特论证的环境因素主要涉及组织内部。包括以下方面。
(1)组织的类型和性质。不同的组织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有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传统,军队式组织和自愿者组织就差异极大,生产车间和研究团队明显需要不同方式的领导。有些组织需要其领导者果断有力,而有些组织可能更需要其领导者平易近人。同样是企业,有的具有重视绩效的传统,有的更看重人际关系。这些都会影响领导方式的选择。
(2)群体状况。组织成员作为一个群体,在领导者向下交付一项任务之前,必须要考虑这个群体的结构是否合理,成员的兴趣和背景是否类似,群体成员对他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的能力是否有足够的信心,群体的内聚力和群体之间互相接受和容纳的程度等等。这些因素有助于员工有效协调完成任务,可以使群体工作变得更容易并更有效率。尤其是群体长期磨合形成的不成文规则,更是直接影响选择的重要因素。
(3)工作任务。工作任务或问题本身的性质,也会影响到领导方式的选择。如果问题本身极为复杂,需要较深厚的专业知识才能解决,领导者就会倾向于选择一种参与性更强的方式,以集思广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由于问题本身过于复杂,领导者把问题向下级交待清楚就会花费许多精力,而且就算交代清楚,下属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这时候领导者可能更倾向于由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进行决策。
(4)时间压力。领导者最常见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时间。在紧迫性压倒了重要性的决策中,由于时间不允许,情况太紧急,不允许授权和参与的过程,这时往往需要的是领导者的当机立断。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各种组织出现了扁平化趋势,公众要求介入或影响组织决策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这一变化,坦南鲍姆和施密特在20世纪70年代对影响领导方式选择的组织因素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他们主要考虑组织内部因素和静态因素,这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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