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特邀身兼企业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郭梓林先生,跨越时空,挖掘主旋律热播剧《大明王朝1566》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作者不但将剧情比附今日企业场景进行评论,而且运用自己智识凝练出“警世通言”,“献给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以及某些想做企业家的创业者们”。
系列之十五海瑞从历史走来
刘和平先生读了我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前十四篇书评之后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我想得那么深,没有我想得那么广。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辞。不过,“形象大于内容”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它的价值大小往往与它产生涟漪的大小成正比。
但凡优秀的剧作家,一是不知道自己的灵感究竟来自何处,文学理论家们也只好把灵感称之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既可以说是“神”找到了剧作家,让他说出了“神”想说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剧作家找到了神,接受了神的启示,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正所谓:“究竟是作者找到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语言’找到了作者来表现它自身?”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二是不知道自己生出的“孩子”,比自己可以想象到的究竟会大出多少倍。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观众在看完《王子复仇记》之后,会创造出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样说,不但没有贬低剧作家的意思,相反,优秀的剧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人读出新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不同的阐释,而且常读常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如果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能够蕴含丰富无穷的内涵,那就是好作品。一览无余,不能让人愿意去反复咀嚼,不能引出“误读”和“曲解”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说不是什么上乘之作。
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活”起来之后,人物形象的命运就不再为作家所完全控制,“他(她)”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牵着作家的笔一直走下去。越是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其蕴含的文学意义越是巨大和深远。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具有典型性格的“人”,“他”往往拒绝作家的理性分析,作家在创作时一般不会试图去分析“他”,解构“他”,而是顺其自然地跟着“他”走,并写出“他”的命运轨迹。如果作家写作时不时用理性去分析“他”,“他”就死掉了。正如医院里的人体,一旦被医生用于解剖,就意味着已经死掉一样。
海瑞是该剧中核心人物之一。这个“人”,可以说是被刘和平写“活”了,被黄志忠演“活”了。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看到“海瑞”这两个字,必然想到“彭德怀”。
我们不知道,是彭德怀极具悲剧色彩的命运,让人想到了1566年的海瑞,还是海瑞的文化基因,在1959年这一刻灵魂附体在了彭德怀的身上?抑或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明了“用戏剧来反党”,把海瑞从历史中找出来为彭德怀鸣冤,结果反而害苦了彭德怀和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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