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的兴趣,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本末不能颠倒,轻重也不能忽略。吃喝玩乐可以引起众人的兴趣,也足以毁掉一切。把顾客从吃喝玩乐的兴趣中,巧妙地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来,这才是正确的市场运作。
商代的“商”,是不是由于当时的商业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才如此命名,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殷商时代,商人的行迹无远弗届。他们不惜跋山涉水,甘冒生命危险,由远方辗转贩运各种物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庄子的《逍遥游》中记载:宋国人到越国贩卖帽子,发现当地人剪光头发,身刺花纹,帽子根本用不上。这证明宋人曾从河南到浙江一带经商,而宋是殷商的后代,由此可见殷人擅长经商,为贸易而远走他乡。
春秋战国时,由于商业发达,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人。郑国的弦高、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越国的范蠡、魏国的白圭以及孔子的学生子贡,都是可以与王侯相比的巨富。商业的发达,成就了许多富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统一全国的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的圆钱为下币,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他又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
“书同文,车同轨”,这是基于市场和使用者的需求。但是,秦始皇看到吕不韦由商人变为相国,似乎有钱真的能够通神。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不利于秦朝的发展,他把全国有钱的富豪全部集中在咸阳城里,以便就近监管。后来的人,把这种情况扭曲成了我国重农轻商,甚至于将这一笔账算在孔子身上,说什么“士农工商”,把商人列为四民的末端,十分鄙薄。
实际上,现代所重视的“市场”、“顾客”、“服务”、“社会责任”观念,我国早已十分熟悉,运用的好像本就不存在一样,真正的化于无形,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我国有不少企业家文化水平不高,却能够出人头地,有着出色的理念,就足以证明这一道理。
譬如结婚,就是一种管理事务。我们的婚姻大事,当事人虽然是新郎和新娘,却不能有太多的意见。有人借此大骂父权主义,认为不够尊重子女的权益。实际的原因,是基于子女更为重要的权益才如此,必须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思索,才能明白其中真正的用意。
当子女日渐长大,父母最担心的就是子女的社会关系不足,缺乏高明的指点,也找不到好意提拔的人士。平日大家工作忙碌,若带着子女去登门拜谒,推销自己的子女,不免惹人厌烦。若是造成反效果,岂非不妙!何况一次拜访一位,费时费力,子女也不愿意花费这么多时间。不如利用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名正言顺地当着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高贵宾客,好好地推荐一番,让大家对这两位新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并主动给予援助和指引。这一对新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可以继承上一代的福德,承接上一代的人脉,走得更加平安顺利。这种长远而重大的子女权益,才是父母所应重视的。一般人并不了解,新人当然也不明白。
“父母之名”的正确含义,是父母以子女的长期幸福为着眼点,凭借丰富的经验、高深的知识,靠子女所拥有的条件,为子女设计合理的婚姻航程,建立起正确的导航标志。同时透过不断地商量,辅导子女安全地进入航道,小心翼翼地驶向结婚的终站。“媒妁之言”的真正用意,是男女两家有一些不方便当面开口的事情,透过可靠的第三者进行良好的沟通,避免言者无意却引起听者有心,徒然破坏两家的友好气氛。“门当户对”的考虑,是基于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生活方式、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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