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管理,却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识。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几乎从不谈论“职务/岗位”的分工原则和岗位标准,而是大谈特谈“人”的品德素质或精神境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与小人、忠诚与奸诈”的品德范畴角度,将人划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级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好人与坏人。我在《中国人的管理逻辑》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类法”,它导致了中国人一个特有的管理逻辑:凡达到圣贤和君子的品德素质要求者,无论干什么都是一流的;凡是被认为是品德低下的奸诈小人者,即使专业技能再突出,可依旧是惟利是图的无耻小人。
“职业分工法”和“品德分类法”,造就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结果。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基于“职业角度”的专业分工,最终导致了职业群体和职业阶层的出现,所形成的是“政治家/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专业化的、平等的、横向的职业序列;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工法”,导致了人的身份不是专业/职业的、而是等级/地位的,最终所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等等权利化的、等级化的、竖向的等级地位排序。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专职或专业的“职业政治家、职业经理人、职业技术工人”等等群体或阶层,一直没有明显的出现。
首先,由于基本分工意识和职业化意识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职业类别和职业阶层的缺乏。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的职业种类似乎非常并不缺乏,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以个别的零散的状态存在,并没有形成社会性的职业群体或职业阶层。即使是在今天来看,中国社会职业阶层缺乏的状况,依旧十分严峻:熟练的产业工人阶层缺乏、专业的高级技工阶层缺乏、专职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缺乏……,总之,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凤毛麟角的英雄和喜欢抱怨领导的人,而中国教育结构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各种专业化的职业人员,不能以凤毛麟角式的零散状态存在,而是必须以群体性的“阶层”形态存在,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对于专业化的职业人才的需求。
其次,由于社会性的分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合作和沟通能力的缺乏。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是受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思想的长期影响,但实际上,却是受制于缺乏分工意识和分工能力的制约。事实上,是分工造就了合作意识与协作能力,分工越是明确,就越是需要合作,分工越是细致,就越是需要协调,同时,由于合作和协调的需要,沟通能力也就随之加强。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分工造就了必须具有合作意识的产业链条,从企业组织内部角度来看,分工造就了一个岗位与其上下左右的岗位之间的协作关系,因此,缺乏分工意识、面面俱到的“大一统”的思想,才是中国人缺乏合作、沟通与协作能力的真正元凶。
“重复”造就细节管理
工业革命的事实告诉我们,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力,是来自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性工作的结果——“重复”即造就了熟知细节、又造就了行为惯性。
显然,我们忽视了“重复”在管理中的重要价值。事实上,长期而持久的恪守某一项岗位或职业,是“职业人”的一个显著特征。通俗的说,当你长年累月的从事一项职业并且千百次的重复岗位流程,熟悉自己的职业或岗位职责就象熟悉自己的五官一样时,那么,我们所期待的“细节管理”就会自然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职业能力和职业习惯,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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