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理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
薛宝钗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的事情,这样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强化治安管理,薛宝钗也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诱,尽可能启发人们的羞耻之心。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确实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人们对此都口服心服。
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李纨所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因今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姑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性也大大加强了。春燕道:“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她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
还应该强调的是,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杜拉克就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照杜拉克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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