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药企大亨 VS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

郑筱萸 姜伟 CFP/图
药监风暴仍在继续。2007年2月2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正式确定:将向高风险药企派驻监督员,3月底之前,这些监督员将入驻血液制品、疫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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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多名药监高官———尤其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双规”,引起舆论纷纷。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吴仪皆痛陈药品监管的漏洞暴露诸多问题。
此时,一个郑筱萸曾经的“对手”———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姜伟致函本报,要以药厂老总的身份,分析对郑筱萸任期内诸多政策的得失。
姜伟,辽宁省政协委员。1982年被分配到辽宁中药研究所工作,4年后下海,创立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抢注“中国伟哥”商标,曾一度和史玉柱齐名。
2007年2月初,这个在中国医药行业沉浮20多年且褒贬不一的名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我不讲个人是非,而是从医药企业的角度谈郑筱萸执掌下的药监局8年。”他说。
姜伟所讲述的,几乎是一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监管者的“恩怨”。尽管这番谈话或许带有药品企业的烙印和姜伟的个人判断,但在关于中国药品监督体制的争论白热化的当口,此种来自企业资深人士的观点,也可从侧面观察药监政策的失误,并为其完善寻找途径。
恩怨一:“地标”升“国标”中的巨额寻租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才发现更大的黑洞在等着他们用巨资填补。而在“升级”过程中,产生了一批负责行贿官员的药品中介报批公司。
中国建国后,大多数药品执行的是地方标准。1998年,“地标”升“国标”开始了。当时企业争得很厉害,比如一个“辽(宁)药准字”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能最先升“国标”———变成“国药准字”后,其它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
这次集中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租金”。几千个品种的药品都升了“国标”,你要生产药品必须找我,这就可以“收租”了。一种药品“地标”升“国标”做完全部实验,企业至少投入60万,甚至上百万。但企业获得什么了?争到“国标”后,国家药监局又发文,以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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