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是民生的一大问题,而药价高在很多人看来则是造成看病难的原因之一。2007年2月28日,国家发改委决定进行第22次大规模药品降价。调价涉及1000多个具体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15%。3月1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聚集100多家医药企业,准备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改革“以药养医”机制的建议》。
与国家发改委酝酿第17次大幅度降低部分药品价格之前,包括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在内的24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国务院,反对采取以行政手段强制降价这种办法不同,这次医药行业应对政府管制政策变化,采取的是药品销售环境的“自我揭密”方式。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痛陈“以药养医”的种种弊病,斥责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并申述单纯的药品降价并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医药企业与价格管制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结果竟然转移到他们之外的“以药养医”机制的作用地——医院体系,耐人寻昧。
将历次药品降价收效甚微的原因,归咎于“以药养医”的医院——财政机制,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这一点在“两会”的议政中也得到了体现。“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也表示:“政府增加投入必须与转变医院运行机制相结合。光增加投入,不转变机制,是达不到医改的预期目标。”令人吃惊的倒是,不是由专家学者而是药企来充当揭露这种医药企业长期赖以生存且异常扭曲的制度环境的“深喉”。令人狐疑的是,此情此景中,难道药企真的要与一直护佑着他们的“以药养医”环境“决裂”,药企真的要抛弃这个他们长期屈从和巴结的“客户”?药企真的是难以在现行的药品管制环境中活下去了吗?
笔者分析的初步结论是:药品管制变革迫使药企将药价虚高的罪名嫁祸于辅佑他们多年的医院体系。
药品销售环境与“以药养医”
体制的制度属性
我国有6000多家药厂,每年审批的新药有1万多种,平价药在市场上很少,这与我们的监管和定价有关。从医药监管、药品定价角度来说,让药价回归理性,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近期思路。但通过21次药价下降和最近抓药品监管系统整治,我们发现仍然治理不了虚高药价。
“药价虚高”的根子是复杂的,但是药品大量依赖医院药房销售的事实,以及降价药在医院药房消失的事实,不断提醒我们:药品审批和管理环节的“虚高”和腐败成本,只要能通过1.6万家医疗机构的药房消化掉,这种“虚高”就具有经济性,就会长期存在。所以,药价“虚高”离不开医院药房药品销售对医院管理效益的“实高”(即重要性)。扭曲的医院管理体制才是价格虚高药品畅通销售的最重要基础。医疗体制弊病将通过医院环节综合爆发,而不是药品购销环节。
“以药养医”的机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为弥补政府财政对医疗机构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价格过低的缺口,国家给予医院两项政策:允许医院15%到19%的药品加价和免收医院税收。2006年,国家要求医院将这一加价比率控制在15%以内。
医患关系不对称,医生在掌握患者病情诊断和治疗技术选择方面具有优势,这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专业信息垄断优势。但这种专业信息垄断优势和“以药养医”的体制相配合,就会导致医疗机构公益性质的弱化甚至彻底丧失。因为以药养医的财政补贴机制本身就是混淆公益性医疗机构和赢利性医疗机构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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