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商的品质及其它

现代儒商的品质及其它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之间就有了联姻与变异。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书坑儒，使“儒”在形式上远离了政治和经济。历史发展了几千年，“文革”又一次将“儒”打入冷宫，将商业装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口袋，使“儒”与“商”失去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实质上，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文革”。其实都是“儒”与“儒”之争，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绎与蜕变。现代人对儒商的提法已经抛开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种狭义概念。这里的儒商，实际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称。

一、儒商现象与时代。
　　从我们的惯性思维来阅读“儒”与“商”，我们会看到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游离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们的价值趋向和审美层次都有着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将二者结合，我们很难像糅合泥土一样将两种物质糅合在一起，而要通过某种特殊方式的化学反应将其凝结。这就需要时代这个特殊的背景来提供足够的催化剂和温度、湿度。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比重上的变化，中国的商业和文化在一夜之间挣脱了所有的桎梏与镣铐。原有的无规则商业游戏逐渐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与“商”也获得了新的自由。“儒商”这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冒了出来。而且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产物。它的出现必将推动新的更加科学的市场经济形成。

二、儒商与市场规范。
　　一方面，由于商人对“儒”的匮乏，使得市场经济缺乏理论上的成熟。商人虽然有极其丰富的商业实践经验，但缺乏文化知识的辅助，很难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规范也就无法用准确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纯儒”，虽有较好的驾驭文字能力，但缺乏实践，也很难形成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规范，只能是纸上谈兵。基于上述原因，市场经济要想走向规范化，并且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就必须由具有“两栖”功能的儒商来完成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为“商”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文人之间约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质。这与商人间那种惟利是图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这种精神的干预下，儒商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制约。同时，传统商业的道德规范和“无商不奸”的程式观念也对儒商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嬗变和胶合必然引发儒商新的思考，继而推动市场经济走向规范。

三、商人与儒商精神。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辨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操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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