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难题：中国企业的“脑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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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难题：中国企业的“脑癌”

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为官，让他们进入政权的统治阶层，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大局所能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本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最充分地分享了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员工，GOOGLE股票上市以后，公司周围的豪宅价格大涨。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喜欢用这招？因为互联网创业时的“本钱”太少，未来太不确定，对人才又太依赖。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年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实行合伙制。为什么？投资银行业拼的就是人的关系、能力、信誉。再比如管理咨询业，麦肯锡的马文·鲍尔当年强行将自己的持股稀释，扩大麦肯锡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围，这是麦肯锡后来辉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创业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训，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邓九强、侯江斌、孙玉斌、邱连军、杨文俊、孙先红、卢俊、庞开泰、谢秋旭，他们都有股份。他们之所以肯放弃当时伊利的“高官厚禄”，来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关系、感情和“企业政治”这些软因素，股权的“硬因素”功不可没。

　　不过，激励机制有个悖论。它的覆盖范围越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越少，激励的效果就越弱。激励机制的极致，就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结果成了“大锅饭、大家拿”。

　　贾政当年就曾经为这个问题苦恼，荣国府、宁国府中的吏，全都沾着两府的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待遇其实并不低。可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激励机制，无法解决“贾政难题”。连王熙凤、贾赦、贾琏、贾珍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着从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说赖大、司棋、柳家嫂子这些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