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您曾经说过，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政治使命感太强，精神包袱太重。过多的政治使命感使中国人太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在过去150年里为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方便。不仅历史上为政治而牺牲的人前赴后继，即便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问题。相比之下，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较少谈论政治，更多时间花在家庭上。于是，有些中国媒体嘲笑美国人政治冷漠、不爱国。
但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太多的人整天都在谈论政治，那恰恰表明那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还太不幸福。如果不健康、不公正和冤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并对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人们当然只好靠谈论政治来索求更好的未来。结果，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不幸；而在美国，社会的制度框架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了，人们对政治有信心，有安全感，甚至谁上台都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前提，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对政治念念不忘了，用不着十句话有九句离不开政治、离不开“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所以，要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根本的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让人们获得不用总谈论政治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总那么沉重。—— 我不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关心政治，在目前的状态下的确无法不关心国家大事，也应该关心。但是，我真心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也能进入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让本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去投入研究政治或从事政治，但更多人不必关心政治，不必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是专注享受生活，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到那种时候，中国人才算是真正幸福了。
《南》：作为学者，您肯定有在学术方面的更高目标或野心吧，您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会否分散您在这方面的精力？
陈：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个烦恼。对国内的问题发言，我要收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献、做研究，很花时间，而且国内的事情让人头疼的地方太多了，进行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很痛苦。事实上，纯理论研究也让我陶醉，我喜欢数学，有时看到别人做的很漂亮的数理经济模型和数据，也觉得那的确是享受，很想再回头去做。但即便现在的学术论文的发表量受到影响，我的收获还是很大。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正在经历的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能有机会见证、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巨变时代，并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做深入研究，有这样的机会，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是生得逢时呀。有许多由中国转型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是在成熟社会里想不到的，我的这些投入会让我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实际上，我感到自己的学术视野已经受到非常积极的影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
《南》：在您看来，学者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不偏不倚？
陈
- 【郑重声明】
- 免责声明：成功领袖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绝不意味着成功领袖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以上内容仅供网友学 习与交流，无意侵犯版权。如有侵犯您的利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基本信息
